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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电大王”倪润峰逝世

文涛 2026-11-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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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电业一位标志性人物离世。

2026年11月11日15时55分,四川绵阳。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倪润峰,因病医治无效在绵阳市中心医院逝世,享年82岁。长虹官网当日变为黑白。绵阳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做了130个花圈,忙到夜里11点,把存放花圈的架子都用完了;有长虹老员工赶到殡仪馆守灵,通宵未眠。

对于21世纪出生的人来说,倪润峰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是“彩电大王”,是“中国的松下幸之助”,是一个让中国千家万户在客厅里第一次看清世界的名字。他的离去,带走的不仅是一位企业家,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国企“闯将”的一整个时代样本。

从“账上只有一千多元”到“军转民”的破局

倪润峰1944年2月生于山东荣成,1967年从大连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绵阳的国营长虹机器厂,成为一名车间技术员。这家代号“780厂”的三线军工厂,主要生产机载雷达,倪润峰在这里一干就是18年,从一线技术员一步步走到厂长岗位。

1985年,41岁的倪润峰接掌长虹时,这家工厂正站在悬崖边上。军品订单大幅下降,“账上只有1000多元”。“不转型,企业就没有出路,不上民品,企业无法生存。”他力排众议,从日本松下引进彩电生产线,把军工生产中对精度和可靠性的苛刻要求,移植到民用电视机的制造上。这一转身,让长虹在“军转民”的道路上比同代军工企业走得更早,也更坚决。日后回看,正是这一步,让中国老百姓“提前十年看上大彩电”。

价格:他手中最锋利、也最沉重的武器

真正把倪润峰推上时代浪尖的,是价格。1989年,国家每台彩电征收600元特别消费税,市场观望,长虹仓库里积压了近20万台彩电。在彩电定价权仍归国家的年代,倪润峰拍板每台降价350元,有人提醒他搞不好要“蹲班房”,但他还是赌了一把。几个月后,国家放开彩电限价,长虹在1990年拿下国内彩电市场占有率第一。

更大的战役在1996年。彩电关税下调前夕,外资品牌磨刀霍霍,长虹宣布所有规格彩电全面降价,最高降幅达18%。国产彩电市场份额由此从两成逆转到七成以上,最盛时“中国人每买3台彩电,就有一台长虹”。倪润峰后来颇为自豪地说,“火箭炮”没能打落“红太阳”。他把一场商业竞争打成了“产业报国”的公共叙事,长虹大院里的那条标语,也让“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成为一代中国家电人的集体口号。

然而,价格战的另一面,倪润峰并非没有看见。多年后他回忆1989年那场针对国内同行的降价,表情凝重,用“惨烈悲壮,至今不安”来形容——那场竞争导致20多家彩电企业退出,数万名工人下岗。“听说他们至今还过得很苦。”一个用价格武器打开市场的人,最终也被价格武器的重量压在了心上。

巅峰与转折:从“中国第一”到两次战略受挫

1994年,四川长虹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沪市第一蓝筹股;1997年,长虹销售收入超过188亿元,净利润27亿元,“中国彩电大王”的称号由此广为人知。在倪润峰掌舵的近20年间,长虹累计产销彩电近8000万台,公司净资产从1.2亿元增长至117.32亿元,增长97倍。

但巅峰同时也是转折的起点。1998年,倪润峰试图通过大规模锁定彩管供应来巩固长虹的产业链优势,然而上游供应商违约、走私彩管冲击市场,囤积计划落空,长虹库存一度攀升至77亿元,资金被大量占用。2000年,他一度辞去总经理职务退居二线,八个月后又在经营困境中复出。复出后,为打开海外市场,长虹与美国APEX公司合作,以赊销方式推动出口,到2004年,APEX拖欠长虹应收账款高达40余亿元,成为压在这位老将肩上的又一副重担。

2004年7月,60岁的倪润峰因年龄原因卸任。有分析人士在当时指出,如果长虹业绩足够好,他未必不能在60岁之后继续执掌;他的去留,始终与这家企业、乃至绵阳和四川的经济曲线紧紧捆绑在一起。集权管理下的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显露疲态,而企业家试图推动的产权改革,也在体制与行政的边界面前屡屡止步。

继任者重大决策失败让长虹“元气大伤”

倪润峰离任,赵勇于2004年7月重新出任长虹董事长。早在2006年初,他就在董事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等离子屏生产线的构想。

当时,等离子在与液晶的竞争中已显现颓势,因此赵勇的提议“在长虹内部引起了不小的异议”。但他“力排众议,最终拍板决定了这一项目”。在后续报道中,赵勇也被明确称为“长虹PDP项目的主要决策者”。

2006年,赵勇在四川省“工业强省会议”上正式宣布长虹的投资方向为等离子屏,并在2007年推出了总额高达2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计划。

“液晶根本投不起”是当时非常现实的原因。一条高世代的液晶生产线投资高达二三十亿美元,而长虹的等离子项目三期总投资约为20亿美元,门槛相对较低。

当时中国彩电企业普遍“缺芯少屏”,利润严重受制于上游面板。赵勇曾表示,如果不能掌握屏的资源,他将建议长虹放弃平板电视制造,将资源转向其他产业。

差异化竞争的赌注:赵勇看重等离子在大尺寸屏幕上的优势,并认为当其他企业退出时,长虹若能掌控上游技术,即便市场萎缩,也可能在其中独占鳌头。

这一决策的结果并不理想。随着液晶技术快速成熟并主导市场,全球等离子生态全面崩盘。长虹的等离子项目(虹欧公司)建成后即成为业绩拖累,最终在2014年11月,长虹以642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连年亏损的虹欧公司控股权,宣告了这场“押宝”的彻底失败。

功过评说

评价倪润峰,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他是在一个价格仍受管制、产权尚不明晰、国企尚未真正获得市场主体地位的年代里,用近乎“越界”的方式,替中国企业撞开了一道市场化的大门。1996年的价格战,短期看是压缩利润的“价格屠夫”之举,长远看却倒逼了本土彩电供应链的成型,让一代中国家电企业在入世之前就学会了直面竞争。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倪润峰“改革先锋”称号,这是国家层面对他一生最凝练的肯定。

但他同样不是完人。后期的囤积彩管与海外赊销,暴露了一个强势领导者在大战略判断上的局限,也让长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对“大公司病”的反思——“没大公司的本事却有大公司的架子”——既是对企业的诊断,也隐约是对自身管理模式的一种迟到的审视。他熟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把经营当作战役来打,这种气质成就了长虹的锐度,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框住了长虹在产业与技术周期转换时的转身空间。

倪润峰的一生,是中国第一代国企强人命运的典型切片:他们以个人的胆识和魄力,在体制的缝隙中为企业杀出一条血路;但当企业走到需要制度、产权和治理结构来承接进一步发展的关口时,个人的力量终究有边界。他让长虹成为了“彩电大王”,却没能让长虹在离开他之后继续成为那个大王——这固然有继任者与行业变迁的因素,但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是:一个企业的长久命运,究竟应该系于一个人,还是系于一套能够自我更新的制度?

屏幕不熄,市场不眠。

倪润峰走了,但他留下的企业得失,仍然悬在显示行业界的上空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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